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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野人」幫我出了一本書「夢想力」,介紹「花園新城」這個奇妙社區裏奇妙人物過的奇妙生活。原始採訪對象中有幾位被出版社因不同原因割愛了,但我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這些朋友的故事也頗值一般人閱讀,對陷於生活困境中的讀者必然也會有或多或少的幫助,所以便用自己的部落格貼上這些「遺珠」以補當初的遺憾。

兩成是位特立獨行的建築人,不熟的鄰居對他總是若有所思的樣子敬而遠之,熱絡之後才會發覺他骨子裏的頑童本質,雖然三不五時也會自嘲嘲人,但言行之間充滿童趣。他喜歡加強語氣說「真的啦!我不會騙你的!」,配上極其認真的表情,彷彿正在敘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當你思緒滑入話題時,他已經用相同的表情談到另一件「大事」了,聽眾經常啼笑皆非,但幾乎沒人會責怪他那顆乾淨剔透心。

 



以一般的標準衡量,兩成從小到大應該都算不上「有錢」,小時候每天蕃薯葉配蘿葡干的便當吃到牙齒變綠更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二十多年來不敢再吃地瓜。有人以為從事了七年建築設計應該小有積蓄吧?他透露五十出頭才擁有的公寓還揹著沉重貸款,一半收入需要資助家族的經濟,存摺仍然傲骨嶙峋一片清白;鄰居笑他不會理財,他卻堅信人生的價值百分之百與理財無關。一路走來雖然辛苦,但「現在」卻是他一生中最滿意的歲月,會從東吳德文系到留學德國學習七年建築,完全是循著「人生無法預先安排」的信念自然行轉,他不在意這個階段會有多久,他只如實的面對自己,享受做為一個「人」的快樂。


金瓜石的天空

「我家有六個小孩,五男一女我排行第二,住在金瓜石、九份和猴硐三地之間的山谷,村莊裏兩百多住戶幾乎都是台灣金屬礦業公司的員工,生活都很清苦,一位近年非常知名的導演住我家隔壁,倆人有兄弟般感情。小學以前我幾乎沒離開過那個山谷,印象中棉被永遠是溼的,一年有300天在下雨,每天陰陰霧霧的很可怕。那裏環境讓人很壓抑,每天濃霧化不開,小孩都透著一股陰鬱的氣質,對周圍的人事特別敏感,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山上老人家說從來沒有一個孩子變壞,即使輟學也沒做奸犯科,一個很奇特的地方,到現在我仍經常夢到那裏。」兩成打開話閘說著童年往事,「冬天挑水和扛蕃薯是當時最痛苦的兩件事,都要走到很遠的地方挑很重的東西,天剛亮走三小時上工,晚上五、六點回家。蕃薯收成日也是我們噩夢開始時,一萬多斤的蕃薯,不但扛到腳軟,也吃到反胃。我是第一屆國中生,讀金瓜石的時雨中學,每天來回將近走四小時山路,從開始29人走到只剩我一個,搬家的搬家,失學的失學;有次颱風天一大早出門,路上被吹到山溝去,爬起來再走,到學校空無一人才曉得停課,那種環境下的孩子都很憨,從來也不覺得苦,反而無意間練就一番好腳力,後來在德國留學可以連續走12個小時不覺累。」望著年逾半百花髮披肩的兩成,我靜靜聽他彈跳的記憶,室內飄迴著古典樂曲。


「村裏長輩感情極深,雖然後來飄散各地,但婚喪喜慶仍會想盡辦法聚首。我爸爸在基隆過逝時,我第一個通知死黨的爸爸,一進我家他爸就哭倒在地,這也是那種特殊地方培養出來的特殊情感,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那麼…」兩成聲音漸弱想尋找適當字眼「那種互相扶持的感情無法用言語形容,這一代已經看不到了,但對我一輩子影響甚深。村莊的生活很閉鎖,我爸一輩子和我講不到二十句話,一個很日本的男人,雖然對話很少,但父母對我無形的影響卻很大;像我根深蒂固認為『男人就是要有責任感,否則就不是男人』。尤其對家庭、對國家,男人存在的值價就是責任感。」


「童年物質很貧乏,但小孩總有辦法讓自己笑得很開心,我們像被丟到一個自然純淨環境的生命,土地豐富我們成長需要的所有養分,長大之後可塑性反而極大;我活到五十歲想事情仍很單純,也許在生存競爭中會吃點虧,但終究幸福比較多。甚至實回憶中沒有不幸福,倒是一些有趣的畫面揮之不去;比如我家安裝村中第二台的電視,是我媽從基隆搭公車再一路爬山揹回來的,一台14吋黑白螢幕,就讓我們高興的要命!1500公尺 的天線從山腳拉到山頂,大家對著山頂調整方向的人大聲喊呀喊的,辛苦半天風一吹歪又重來一遍,很有意思;蕃薯豐收時會多得塞到床下藏放,沒想到小孩晚上尿床,不久下面的蕃薯竟然就發了芽。」兩成笑得花枝亂顫「真的啦,我不是騙你的!」。

從死亡陰影走到海德堡

「矽肺」是礦工終生的夢魘,村人都在金瓜石用炸葯開採金礦,但鄰近九份瑞芳一帶都是鬆散的煤礦,每次一出事就看到廣場上一、二百具排列整齊的棺材,幼年的兩成對死亡有種莫名的恐懼。「陰森森的天氣,出殯的白幡旗,長長送葬行列在霧裏吹奏著招魂樂曲,這畫面長久以來在我腦海不斷縈繞。我最喜歡德國哲人赫塞寫的【在霧中】這首詩,每次回到家鄉就會想到,我完全理解他想傳達的那個情境」。從延平補校半工半讀考上東吳德文系,回到故鄉看到鄰居天沒亮走入礦坑入夜後出來,日復一日不知為何而活,又看到改到南压挖煤的長輩一個個肺衰竭,講話非常痛苦,兩成對死亡感觸更強烈。

「大二那年最痛苦,我完全找不到生命的出口,不知生命的意義,好像每天在挖自己的墳墓。二三年級非常灰澀,在大學裏拚命看書,想要從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後來讀了赫塞的書才慢慢走出來。我讀過赫塞全部的書,他對我影響最大,除此之外「羅丹自傅」也給我很大衝擊。我發現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很多東西,遇到適當觸媒就會甦醒過來,對我來說好書和好朋友就是那個觸媒。大學裏我和幾個朋友窩在豬舍一樣的小房子,自己挑柴燒水洗澡,活得很清貧但精神非常富足;我們參加詩社、寫歌看書,十個人有七把吉他,那段日子幫助我從絕望走出來,彼此到現在還維持著深厚友誼。」兩成從沉思回到現實,「很多人找不到方向,不問自己問鬼神,好奇怪,我覺得他們對自己不夠誠實,否則我不相信找不到答案!德文有句話叫【傾斜】,意思就是每個人一生都會不斷尋找一個能夠將傾斜的生命平衡回來的東西。像很多人並非因為貧窮才出家,但他就是願意放棄世俗生活去尋找他想要的東西,這種生活才是真實的,我百分之百贊同尊敬這種人,很可貴」。


大學畢業後兩成踏入廣告界,業界有一個莫大榮耀的指標,就是你為他做廣告的公司把你挖去,然後由你現在的廣告公司為你服務。「我當時做的不錯,每天贊助演唱會、辦活動,隨時手上都有上百張演唱會的入場券,局外人很羡慕,我卻忽然對花花世界感到空虛『天哪,我在幹嗎?』。其實我並不怨恨這工作,因為父親過逝留下龐大債務,我經常得將一半薪水給媽媽還債,而且全家人流離失所沒有一個窩,我也覺得有責任扛起這個擔子,所以這份收入對我很重要」。後來兩成的客戶可口可樂公司因為他不斷為他們創造業績,便以高薪將他挖了過去。

 
「一段日子之後,我又開始覺得不安,雖然待遇不錯,但很明白那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不斷傾聽自己心裏的聲音,不顧同事的嘲笑勸阻,36歲高齡踏上留學之路。選擇德國因為讀書免學費,那時心裏有個強烈慾望,想要從事可以獨立完成的工作。本來想學電影,但一個人完成太難,所以決定改唸建築和設計。我先唸海德堡大學文學系,然後向六個學校申請建築系,因為完全不知道文學系申請建築系的可能性,但它又是實現一生夢想的重要關鍵,萬一被打回票,我已決定打道回府結束這南柯一夢,當時非常惶恐,當接到三個學校的入學通知時我激動得的淚流不止,一個人孤伶伶站在海德堡校園,發誓無論這條路有多艱苦,一定要把它走完。」

 


「德國學制非常自由,十八歲孩子就離開家裏,自己謀生賺學費,所以停停讀讀十年八年很普遍,但每個人很清楚自己為甚麼要唸書,要學多長多寬多深也由自己決定。 那時 教授只上兩堂課,接著開一大串書單,我曾與同學兩人一組為了做一個一學分的報告,到圖書管借了一百多本書來讀,學問做的十分紥實,相較之下同樣是十八、九歲的學生,德國大學生讀書態度比台灣大學生實在嚴謹太多。當時讀書經常要上台報告並接受台下教授和同學的質疑,那些年輕同學缺乏經驗常常在台上被問得手足無措,我因為從前經常要向客戶簡報,隨機應變是生活本能,所以滔滔不絕讓他們印象深刻,人生無法預先安排,你只有隨時把自己準備好才是上策。當年出國只帶了二十萬新台幣,花了七年時間才拿到學位,需要打工和借錢才能勉強度日,經常啃白麵包過一天,一星期想喝罐啤酒也要考慮很久,好在我從小有個『凡事不往壞處想』的好習慣,就將飢寒交迫當做天降大任前的考驗。這也要歸功於金瓜石的成長經驗,讓我對匱乏和苦難的適應能力比一般人更強靭。」兩成一口氣說完他的德國經驗。


想為社區做點事

兩成住家設計的非常簡潔雅緻,無印良品經常租用這裏拍攝廣告,但為甚麼會免費開放給社區做為舞蹈發表、電影讀書會等各種藝文用途?

「還是扯到我的生活態度,一個物質如果不能轉換到精神層次,這物質是沒有意義的。空間是死的,只有人在裏頭活動去感受它才會產生意義。我覺得花園新城缺乏公共空間,我家比桃李館大,三年前買下房子時早就告訴楊姊(浴雲)歡迎利用我家辦活動,我一個人用不到這麼多空間,覺得分享是一件很自然的觀念,沒甚麼好強調,倒是很多訪客會耽心我的玻璃門會被歹徒敲破,還真反映了這社會的病態」兩成笑著說小時候大人經常不在家,但小孩從沒餓到過,因為別家大人總會問「呷飽沒?」,爸媽不在的孩子很自然就在別家解決一餐。那時家家夜不閉戶,沒聽過遭小偷這事「真的啦,我絕對沒騙你!」。村子裏百分之百是外來人口,李爸是坪林人,隨著阿公挑著扁擔搬到山坳,小時候看到大家一起蓋房子,天黑之後一起吃飯,他打心底愛死這種小國寡民的理想世界。


「我對台灣充滿感情,走過世界越遠越多,就越喜歡這裏,因為可以花最少的力量和金錢而得到最大的享受;人與人的和諧,生活情趣、物質生活等等,這在德國根本不可能,因為文化的傳承已難改變。」,兩成很喜歡花園新城的環境,無論自然還是人文。他更推崇修澤蘭在建築方面的才華「建築是代表整個時代集體意識的反射,台灣建築業曾有兩次大災難,都是發生在經濟環境特別好的時候,但反而破壞了環境。第一次是大量使用磁磚,第二次是鐵皮屋開始興盛。台灣因這兩個東西使所有鄉鎮看不出差異。很可怕,這不是某人的設計問題,而是集體心靈的呈現,日本德國也一樣,差別是他們保留下來的城市展現的集體意識很有內涵。幸好,修澤蘭跳脫了這個規律,花園新城初始沒有水塔很了不起,對當時的台灣而言是奇蹟;女兒牆只有四十公分高,完全符合視覺標準,如果用六十年代的建築標準,花園新城完全可以與世界平起平坐。她設計房屋的樑和柱一樣大小,很美觀實用,不像其他建商為了省錢樑比柱小,還有大小不同的樑需要住戶再用裝璜包住;四處林立的樹木更是不可多得,全台北的房屋沒有幾棟像花園新城,外牆是砌的而不是用塗漆或貼磁磚的,而且她是半開放式社區,不會有封閉區域的窒息感」,兩成與修女士大學同班同學、也是潘驥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的吳女士是忘年之交,談到建築他對這兩位女士充滿敬意。


基於惺惺相惜吧,兩成這兩年花蟲季的舞台設計讓人驚豔,幾個字幾塊布幾盞燈將單調的舞台提昇到更高意境。入夜後的燈光令人痴迷,許多人呼朋引伴或留下倩影,或把酒言歡,就因為在兩成營造的夜境中有種說不出的清美。「第一次花蟲季開幕前三天安安在路上臨時拜託我來佈置舞台,我看完現場立刻回家電腦繪畫,十分鐘,為了省錢跑到三重碧華街買胚布,五分鐘搞定,回來後請我哥哥的工班第二天來做了十小時,一共花了一千七百五十元。燈具我自己出,完全不計酬勞,後來放在管委會。桃李館也是水樹找我來設計,我也參加募款,由自己的工班來做。其實我很樂意做這些事,因為這裏環境那麼好,我剛來社區就很想蒐集全世界資料來做一個垃圾筒大展,人家設計的不是這樣子啦,應用在生活裏不應這樣,這樣的社區那能那樣搞!真的啦,我沒有騙你!」



「我還想利用社區的南洋杉佈置一個超大型聖誕樹,只要利用市面超便宜的擺飾,在不傷害樹的情況下將它吊掛起來,想想看每個回家的居民上山時遠遠看到時會有多麼溫馨的感覺。我一直強調設計不見得要花錢,要回到生活本身,否則太空泛,別人不會感動。我很樂意為社區做這些設計的事,之前有人找我為攬秀樓設計外牆,不是為了賺錢,我立刻繪圖想將社區建築重新賦與生命,可惜後來因故未成。我很喜歡這社區,它的實際內涵應該更好。我自己這幢公寓原來漏水又陰暗,其他住戶請我幫忙時我很高興,無論屋頂防水、鞋櫃重做或樓梯間天井的燈管和門口的燈都基於人性化和美感的考量重新設計,雖是小工程,我也花盡心思請最好的工班來做,希望將建築物改變得更人性。」

 


談到環境美化時兩成似乎有說不完的創意,完全顛覆他平常不苟言笑的假象,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兩成會繼修澤蘭之後再將花園新城推向另一個建築界的里程碑?這個想法現在聽來有些荒誕,但就像美國暢銷書「秘密」宣示的宇宙運作公式,誰又敢說這個願望絕不可能「心想事成」呢?只希望到時我們將這樣重任交付給他時,兩成仍然信心滿滿的說「真的啦,我不是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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